任澤平:2021年中期宏觀展望

2021年07月05日07:51    作者:任澤平  

  意見領袖 | 任澤平

  特別鳴謝:華炎雪、李曉桐、劉派、王一淥、曹志楠、白學松

  對本文數據整理有重要貢獻

  先后經歷百年未遇之中美貿易摩擦、全球大疫情,中國均成功應對,展現了強大的國家治理能力、經濟活力以及蒸蒸日上的國運。

  發力新基建,推動新房改,啟動新周期,有助于中國在2025年前后邁入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在2030年前后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重回世界之巔。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走過漫長的黑夜就是黎明,蕭條的盡頭是繁榮。經濟預測本質上是哲學問題,周期輪回的背后是人性的宿命。

  我們在2020年提出“通脹預期”,2021年1月提出“流動性拐點”“一季度是經濟頂部,隨后向潛在增長率回歸”“滯漲”,5月提出“大宗商品價格高點臨近”。

  通脹預期、流動性拐點,這是周期自身的演繹,機會來自這里,風險也來自這里,所有的經濟形勢、貨幣政策、股市房市債市商品等都將圍繞這一邏輯展開。

  2019年初,在市場流行“洗洗睡”“離場論”的悲觀論調時,我們提出“否極泰來”“未來最好的投資機會就在中國”。

  底部靠信仰,頂部靠理性。

  2020年初,我們倡導“新基建”,從學術討論走向社會共識和國家戰略。提出“中國人口老齡化少子化加速到來,全面放開生育刻不容緩,實在不行先放開三孩”,推動社會認識深化,并上升為國家戰略。2021年初倡導以“人地掛鉤、控制貨幣和房產稅”為主的新房改。

  保持客觀、理性、專業、建設性的態度,做有溫度、有情懷、有格調的研究。

  一、世界經濟:全球經濟復蘇分化,美聯儲政策轉向或引發全球流動性拐點

  步入2021年中期,全球經濟呈現復蘇分化的鮮明場景,中、美、歐等經濟體陸續恢復,但印度、拉美、東南亞等部分新興經濟體仍深陷疫情。復蘇不平衡帶來的供需缺口,疊加美元流動性過剩,導致大宗商品價格大漲。過剩的流動性也推高了各國股市、房市等資產價格估值。全球滯漲已來,滯漲是對貨幣超發的懲罰。

  6月美聯儲議息會議開始引導市場預期,將逐步縮減購債規模和加息,全球流動性拐點漸行漸近。部分新興經濟體面臨疫情、高債務和資本流出的多重打擊,能扛過這輪美元周期嗎?會否在局部地區引發資本市場動蕩或引爆金融危機?

  (一)美國經濟進入復蘇的中后段

  美國經濟下半年將從復蘇轉入過熱。當前美國疫情控制和疫苗接種情況較好;供需兩端持續恢復、需求端快于供給端;復蘇沿著房地產、商品消費、設備投資、服務消費順序依次展開;就業需求旺盛、但勞動力供給仍然不足;物價創歷史新高。

  經過一年的房價大漲以后,房地產銷售降溫、投資仍有韌性。在全美范圍內,標普CoreLogic凱斯-席勒房地產價值指數同比上揚14.6%,創下1988年以來的最大漲幅,也是房價連續第11個月加速走高。本輪美國房地產周期開啟于2019年,疫情期間美元流動性釋放、疊加新居住需求,推動地產銷售快速上漲。2020年下半年新屋和成屋銷售累計同比分別達37%和18%,2021年5月回落至9%和4%(兩年復合平均)。5月美國新屋開工兩年復合平均增速10%,基本恢復至近十年中樞水平,后續受低空置率、低庫存、低居民杠桿率、高房價等因素支撐。

  消費復蘇由商品逐漸轉向服務。大規模財政刺激帶動消費加快恢復,商品消費方面,5月美國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費恢復至疫情前126%和111%的水平(2019年12月為基期),地產相關的家具和家電漲幅最為明顯。服務消費進入加速恢復階段,5月美國服務消費恢復至疫情前96%的水平,得益于消費場景放開。2021年6月中旬后美國大多數州開始陸續解封,截止目前,51個州中僅有9個州仍處于封鎖狀態。

  就業有望在下半年加快恢復。當前美國就業面臨需求旺盛、但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主因失業救濟金的發放降低了居民就業意愿。6月新增非農就業85萬人,失業率5.9%,改善緩慢。非農就業缺口超900萬,創歷史新高,而勞動參與率始終沒有改善,薪資上升較快,反映就業意愿不強。未來,隨著救濟金退出、居民儲蓄釋放,居民返崗意愿將上升。

  CPI、核心CPI均創歷史新高,主要受服務業修復、工資上漲的影響。5月美國CPI同比5%,核心CPI同比3.8%,其中,租車服務、二手車、機票以及搬運儲存和運輸費用均實現了連續兩個月的上升。印證外出活動相關服務與商品在不斷恢復。

  (二)警惕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全球流動性拐點漸行漸近

  疫情以來,美國推出無上限QE,以及拜登一系列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美國M2增速于2021年2月達27%,創歷史新高,通脹高企,房價、股價大幅上漲。

  美聯儲正在引導貨幣政策轉向預期,時間和力度相機抉擇。6月FOMC議息會議,美聯儲對經濟及就業恢復的認可度提升,但大幅上調通脹預期。美聯儲正面臨經濟就業修復和短期通脹高企之間的抉擇。

  我們認為,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動的路徑是:縮減購債規模—加息—縮減資產負債表;其中,縮減購債更關注就業改善,加息更關注通脹的演化。時間節奏看,2021年三季度美聯儲或將討論縮減購債規模并引導市場預期,最早于年底開始縮減資產購買,2023年進入加息進程。

  (三)拜登新政:調節收入分配、基建刺激計劃、聯合盟友和對華強硬

  “拜登經濟學”的關鍵詞是建制派和實用主義,主要有六大內涵。

  一是,與特朗普富二代出身、發家早不同,由于命途多舛、出身平民,拜登主打親民路線,善于與藍領階層和底層白人打交道;

  二是,作為從政40多年的老牌建制派政客,多年從政經驗,使拜登熟悉政治運作規則、處事圓滑、更平衡包容,政治立場經常服務現實需要而靈活多變;

  三是,面對日益撕裂的美國社會、民粹主義盛行、多個群體利益訴求分化等,拜登選擇了自己擅長的迎合現實選舉的實用主義立場,甚至選擇搖擺多變;

  四是,拜登對內政策的核心是短期經濟救濟、調和貧富差距、通過發展新基建參與全球競爭。拜登對外政策的核心是重返全球化、修復盟友關系、重返亞太,恢復美國領導地位,聯合盟友制衡中國。

  五是,拜登執政思路以修復美國經濟為首要任務,內政先于外政;而其外交思路,修復盟友關系優先于對華施壓。中美博弈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美國對華遏制態度不會改變,只是具體做法有所不同。

  六是,過去拜登四次訪華、歷經四任中國領導人,均釋放對華友好的信號,屬于溫和的鴿派。但近年來尤其2020年總統競選以來,拜登團隊稱當選后對華“更加強硬”,包括“拉上美國的發達國家盟友”,共同制衡中國。G7峰會對中國態度強硬,發布公報批判新疆、中國香港、領海(南海及東海)、臺灣等內政問題;允許調查新冠病毒起源等。

  面對特朗普留下的攤子和美國日益撕裂的社會,拜登執政的挑戰很大,而且78歲高齡,健康狀況令市場擔心,也可能影響其執政。

  (四)大宗商品超級通脹高點臨近,未來高位盤整、品種分化

  本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始于2020年5月,2020年11月至2021年3月為第一波主升浪,2021年4月開啟第二波主升浪,2021年5月高位盤整、品種分化。去年以來,LME銅最大漲幅達129.4%、動力煤漲96.7%,螺紋鋼漲94.7%,原油漲270.7%。

  此輪通脹主因:中美歐經濟復蘇帶來的需求改善;巴西智利印度疫情失控、澳大利亞和中國經貿關系惡化、中國碳達峰碳中和等帶來的供給約束;美國繼續貨幣寬松、拜登刺激計劃、中國不急轉彎等帶來的流動性過剩。

  我們認為,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階段或已結束,高點臨近,市場對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和焦慮會逐步緩解,但歐美經濟復蘇、印度拉美深陷疫情所帶來的供求缺口仍然存在,所以大宗商品價格短期可能高位盤整、品種分化。

  全球大宗商品價格表現呈現分化態勢,黑色價格回落,有色受新能源需求支撐,能源化工類價格仍保有韌性。疫情帶來的出行限制壓力緩解、消費場景放開、美國復蘇進程由商品轉向服務、歐美國家謹慎放寬跨境旅行限制等,支撐油品需求加速回暖。6月布倫特原油均價環比5.9%,南華螺紋鋼環比-6.9%,LME銅環比-5.5%。

  二、中國經濟:下半年放緩但有韌性,拿掉豬以后都是通脹

  我們維持此前判斷:中國經濟周期正從復蘇轉入過熱和滯脹,我們正站在廣義流動性的周期性拐點上。2021年一季度前后是經濟頂,隨后回歸潛在增長率,增速前高后低。

  房地產和出口是疫后支撐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當前均面臨下行壓力;消費、制造業投資持續恢復,但受居民收入、就業形勢不佳、成本抬升壓制利潤等影響,難以對沖。上半年政府專項債發放進度緩慢,或在四季度加快發行托底經濟。政策層面,貨幣政策正常化、財政擴張力度放緩、房地產金融政策收緊。下半年中國經濟復蘇面臨下行壓力,但韌性較強。與此同時,隨著經濟放緩和通脹高點已過,市場對貨幣政策收緊的預期也將逐步緩解。

  (一)房地產和出口可能是未來的主要拖累

  近期反映經濟運行的指標出現韌性回落的現象。6月制造業PMI連續三個月下滑、新出口訂單連續兩個月處于臨界值以下,30城商品房銷售回落、土地購置負增長、資金來源回落、房地產商務活動指數處于臨界值以下,貨幣金融數據回落。小型企業景氣收縮,與大中型企業差距持續拉大。

  房地產短期看金融,房地產銷售和投資面臨下行壓力。6月房地產經營活動指數落入臨界值以下;5月房地產投資兩年復合平均增長9.0%,較4月下降1.3個百分點。從先行指標來看,6月30大中城市商品房銷售套數和面積同比分別為0.9%和2.7%;土地購置面積和土地成交價款同比分別為-31.6%和-0.3%。政策方面,房地產調控加碼,金融政策收緊,“三道紅線”政策倒逼房企去杠桿降負債,集中度管理限制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額度,土地集中供應制度對房企資金施壓。

  基建投資乏力,逆周期調節必要性下降,地方財政空間有限。1-5月基建投資兩年平均增速2.6%,較1-4月上升0.2個百分點,增長乏力,主要受專項債對項目投資審查嚴格、優質基建項目儲備不足、地方財政緊張等因素影響。上半年專項債發行進度放緩,地方政府發行意愿不強,或在四季度加快發行托底經濟。

  制造業投資持續恢復,但上游受環保等約束,下游受大宗商品通脹擠壓,制造業投資反彈力度有限。1-5月制造業投資兩年復合增速0.6%,年內首次轉正。1-5月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兩年復合增長21.7%。

  成本上升對下游企業利潤壓制仍然存在,上、中、下游企業利潤分化,大、中、小企業經營狀況分化。經濟K型復蘇不僅體現在居民收入分配上,也體現在企業經營上。6月大、中、小型企業PMI分別為51.7%、50.8%和49.1%。1-5月采掘業、上、中、下游制造業利潤累計同比分別為141.4%、198.1%、62.5%和19.6%,兩年復合增長率分別為15.3%、31.3%、22.4%和4.1%。

  消費疲軟,尚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與就業、收入、復蘇K型分化有關,未來反彈力度有限。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兩年復合平均增4.5%;其中,商品和餐飲消費兩年復合增速分別為4.9%和1.3%。消費是經濟的慢變量,受居民收入和就業影響,一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兩年復合實際增長4.5%,不及2019年同期6.8%。此外,疫后經濟恢復存在結構性問題,“消費降級與消費升級并存”“底層通縮,高層通脹”,或帶來消費中樞下滑。

  出口仍然保持兩位數增長,但新出口訂單收縮,下半年出口高增長可能難以持續。5月中國出口金額(以美元計)兩年復合平均增11.1%,較上月回落5.6個百分點;6月新出口訂單指數48.1%,連續兩個月落入臨界值以下。機械設備類出口趨勢上漲,勞動密集型類出口高位放緩。

  疫后中國出口的高增長,得益于防疫物資供給、海外供需缺口拉大、以及產能替代,但在近期發生了改變。一是,疫情從全球蔓延逐漸轉向局部經濟體傳播,防疫物資需求量大幅下降、供給充裕。5月中國防疫物資出口份額從去年同期的14%降至8%。二是,美國供需缺口收窄、耐用品庫存持續上升、經濟修復的重心轉移到服務,對中國出口形成壓制。美國產能利用率、工業產出指數已接近疫情前水平。耐用消費品自2020年9月開始補庫存,尤其是家具、汽車和家電,庫存水平已超疫情前。三是,新興經濟產能處于恢復進程,產能替代效應將逐漸減弱。

  貨幣金融指標持續回落,印證流動性拐點。未來,隨著經濟回歸潛在增長率,通脹預期處于高位,穩杠桿、防風險壓力仍大,美聯儲政策收緊預期加強,社融增速將延續下滑趨勢。存量社融同比從2020年10月13.7%下滑至2021年5月11.0%。

  (二)拿掉豬以后都是通脹,關注豬肉和糧食價格

  通脹已在全球范圍內傳導,國內PPI創新高、海外通脹快速抬升。2021年5月,國內PPI同比上漲9.0%,創2008年以來新高;美國CPI同比5.0%,PPI同比6.5%,創2010年以來新高水平,PCE通脹達3.9%,遠超美聯儲長期通脹目標2%水平;德國PPI同比7.2%;日本PPI同比5.0%。

  國內PPI對CPI的傳導正在顯現,但是受終端需求溫和復蘇影響、疊加此前豬肉價格周期下行,PPI向CPI傳導整體并不暢通且存在滯后效應,但拿掉豬以后都是通脹。5月國內PPI同比9%,CPI同比1.3%,PPI-CPI剪刀差持續走擴。價格從生產端向消費端傳導存在滯后,從分項看,5月CPI非食品價格同比1.6%,連續6個月環比上漲,而食品項環比下降1.7%;PPI生活資料價格環比0.1%,同比0.5%,遠不及生產資料漲幅。

  6月底豬肉價格呈現階段性反彈的特征,但供需基本面尚未出現根本性轉變,豬肉價格不具備大幅上漲的基礎。6月底生豬現貨和期貨價格均漲超15%,結束此前連續5個月下跌;豬糧比4.47進入一級預警。本輪豬周期始于2018年中,持續上行至2019年底,開始高位震蕩,2021年初加速下跌。產能方面,生豬存欄量與能繁母豬存欄量均于2019年10月見底后持續增長,2021年初能繁母豬存欄環比放緩,但供大于求的格局并未轉變。此前我們提出拿掉豬以后都是通脹,豬肉價格周期下行對CPI的上漲起到一定平抑作用。重點關注近期豬肉價格反彈對CPI的影響。

  當前美洲干旱天氣對農產品價格和國內CPI影響相對可控,后續需要關注干旱面積是否繼續擴散。CBOT大豆、豆粕、豆油、玉米價格自6月低點分別反彈9%、5%、16%、14%。中國大豆進口貿易占比在80%以上,豆價內外聯動性較強,但美國豆作物帶主要集中在北部、中西部和部分南部地區,西部干旱對豆作物影響不大。中國玉米進口占比低,且多進口自烏克蘭,當前美玉米價格對國內影響有限。

  三、面對美聯儲可能的政策轉向,國內貨幣政策應保持獨立性

  2020年5月以來,經濟持續復蘇,貨幣政策正常化,狹義流動性保持寬松,廣義流動性收緊,社融、M2增速快速回落,結構性貨幣政策發力。

  展望下半年,經濟邊際放緩,但韌性較強,大宗商品價格高點臨近,收緊貨幣政策對于對抗本輪輸入性為主的通脹是無效的,反而會誤傷實體經濟。貨幣政策應“穩字當頭”、“以我為主”,延續“穩貨幣+結構性緊信用”格局,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寬裕的同時穩杠桿,注重發揮結構性作用。未來如果確認經濟放緩和通脹高點已過,可以適當往中性偏松的區間修正貨幣政策取向。

  中國應該是全球最有條件抵抗這輪美元周期沖擊的,擁有相對強勁的基本面,以及提前一年的貨幣政策正常化。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將通過匯率、資本流動等渠道對我國產生影響,但中國經濟體量龐大、中美10年期國債利差處在歷史高位,風險總體可控,貨幣政策應保持獨立性。但需警惕,全球流動性退潮、國內信用收緊、金融去杠桿環境下,債務風險暴露問題。

  四、下半年四大風險

  (一)全球疫情仍嚴峻,或延緩全球經濟復蘇進程

  “德爾塔”變異病株引發全球疫情持續蔓延,部分國家日新增確診出現反彈。截至7月2日,全球日新增確診43.6萬例。其中,巴西日新增6.5萬例、印度4.7萬例、阿根廷2.1萬例、哥倫比亞2.8萬例、印度尼西亞2.8萬例、英國2.7萬例。《柳葉刀》報告顯示,在第二劑疫苗接種至少兩周后,輝瑞疫苗對“德爾塔”的保護率為79%,阿斯利康疫苗為60%,有效性較以往有所下滑。英國、以色列、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等疫苗接種率較高的國家均出現疫情反彈。

  (二)全球流動性退潮,新興經濟體面臨金融脆弱性、深陷疫情和資本流出的多重風險

  隨著美國加息周期臨近,新興經濟體面臨下一輪美元周期考驗。若以100%的債務率,20%的負債率,100%的短債與外匯儲備比為安全線進行測算,同時考慮到經濟基本面、貨幣超發、通脹嚴重、疫情反復的經濟體,目前債務違約風險較大的是阿根廷和土耳其。

  2020年2-3月,美元指數短暫走強,包括土耳其在內的三個新興經濟體采取了加息措施,以應對國內日益高漲的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的壓力,但隨即土耳其便發生股債匯三殺的情景。

  (三)謹防國內債務風險

  國內信用收緊、金融去杠桿、流動性退潮,房地產、地方平臺、僵尸企業等債務風險開始暴露,有的深陷流動性危機之中,個別的命懸一線。

  近幾年經濟環境壓力較大;2016年以來金融去杠桿;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2020年疫情;2020年5月以來貨幣政策回歸正常化,流動邊際收緊;2021年房地產調控加碼。

  房地產企業、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影子銀行、僵尸企業等金融風險防控仍任重道遠。建議:貨幣政策不宜過快收緊,謹防觸發重大風險;金融監管政策與流動性管理工具相互配合,房地產宏觀審慎管理制度、資管新規、MPA考核是三大抓手;給企業自救的時間窗口,不宜政策疊加;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維護金融安全。

  (四)中美貿易摩擦重啟風險

  上半年,拜登上臺后忙于應付國內疫情和社會撕裂。隨著美國疫情逐步控制,經濟逐步復蘇,內部矛盾短暫緩解,未來可能會騰出手來重啟中美貿易摩擦。

  拜登執政思路以修復美國經濟為首要任務,內政先于外政。美國經濟復蘇進入尾聲,警惕中美博弈再次陷入膠著。不要對拜登上臺后的中美關系抱有不切實際的樂觀,美國兩黨已達成對華強硬共識。

  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中美關系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合作共贏(1979-2000年)、競爭合作(2000-2008年)、戰略遏制(2008年至今);反映兩黨對華態度,從對華友好的共識到分歧,再到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

  隨著中國經濟崛起、中美產業分工從互補走向競爭以及中美在價值觀、意識形態、國家治理上的差異愈發凸顯,美國政界對中國的看法發生重大轉變,鷹派言論不斷抬頭,部分美方人士認為中國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經濟上的國家資本主義、貿易上的重商主義、國際關系上的新擴張主義,是對美國領導的西方世界的全面挑戰。

  五、中長期三大挑戰

  (一)中美貿易摩擦的本質是在位霸權國家遏制新興大國崛起,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

  在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爆發初期,我們鮮明地提出三大判斷,與市場流行觀點不同但被后續形勢演化所不斷驗證:“中美貿易摩擦具有長期性和日益嚴峻性”,“這是打著貿易保護主義旗號的遏制”,“我方最好的應對是以更大決心更大勇氣推動新一輪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對此,我們要保持清醒冷靜和戰略定力”。

  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中國,而是自己,如何解決民粹主義、過度消費模式、貧富差距太大、特里芬難題等。20世紀80年代美國成功遏制日本崛起、維持經濟霸權的主要原因,不是美日貿易戰本身,而是里根供給側改革和沃爾克遏制通脹的成功。

  中國真正的問題也不是美國,而是自己,是如何建設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貿易戰本質上是改革戰。

  (二)中國少子老齡化問題嚴峻,人口危機漸行漸近

  中國人口老齡化加快,2022年將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人口紅利消失,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預期,生育堆積效應已消退。繼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萬后,2019年出生人口再下降58萬至1465萬,2020年下降265萬至1200萬,總和生育率降至1.3%。

  從長期趨勢看,由于生育堆積效應逐漸消失、育齡婦女規模持續下滑,當前出生人口仍處于快速下滑期,預計2030年將進一步降至不到1000萬,生育意愿大幅降低,出生人口大幅減少。

  預計放開三孩的生育效果也將不及預期,盡快全面放開生育、建立生育支撐體系。

  (三)亟待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建立高質量發展機制

  當前少數地方政府惰政、企業成本上升、中小企業融資難貴等問題突出,當務之急是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一是建立高質量發展考核激勵地方政府,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提高質量和效率、減少行政干預;二是帶動企業家積極性,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改善中小創新型企業融資。健全和完善市場機制,支持企業創新,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

  事業都是人干的,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成功主要是市場化改革、全球化開放、地方區域競爭和民營經濟活力迸發,現在要給地方官員新的激勵機制,給民營企業家吃定心丸,這都涉及重大理論創新突破。

  六、八大建議:新周期、新基建、新戰略

  (一)大力推進“新基建”,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

  “新基建”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打造中國經濟新引擎。我們率先倡導“新基建”,引發社會各界大討論,最終從學術討論走向國家戰略。

  新基建包括5G基建、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科技領域的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等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以及營商環境、服務業開放、多層次資本市場等制度領域的基礎設施,這些領域發展空間巨大,增長迅速,經濟社會效益顯著,對上下游行業帶動性強,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

  (二)加快推進以城市群都市圈為主導的新型城市化

  從國內外經驗看,城市群都市圈化是城市化發展的必然趨勢和科學規律,尤其在城市化中后期,人口和產業的區域集聚效應將更明顯。城市群都市圈更具生產效率,更節約土地、能源等,是支撐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主要平臺,是中國當前以及未來發展的重點。我們長期旗幟鮮明倡導“城市群都市圈”的新型城市化,尊重人口遷移聚集的基本規律和趨勢。我們建議:尊重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地區集聚的客觀規律,加快貫徹落實城市群都市圈戰略;促進人口、土地、技術等要素自由充分流動,調動各區域積極性。

  (三)推動新房改,通過人地掛鉤、控制貨幣超發和房產稅為核心加快構建房地產長效機制

  第一,推進以常住人口增量為核心改革“人地掛鉤”,允許跨區域用地指標買賣。加快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建立健全宅基自愿有償退出機制,推行新增常住人口與土地供應掛鉤。允許跨區域用地指標買賣,如東北和西部地區售賣用地指標,可以有效解決目前東北、西部地區用地指標大量浪費的問題,同時解決長三角、珠三角等人口流入地區建設用地指標緊張的問題。第二,實行長期穩定的住房信貸金融政策,控制貨幣超發,穩定購房者預期,抑制投機需求。第三,穩步推動房產稅試點。總原則是“立法先行、充分授權、分步推進”。“立法先行”是先立法再開征;“充分授權”是授權各地方因地制宜試點、不一刀切,本身房產稅按照國際經驗就是地方主體稅;“分布推進”是積極穩妥推進,要力爭方案成熟并做好社會預期引導。

  (四)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

  盡快全面放開并鼓勵生育,讓生育權回歸家庭自主,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一方面把生育權從國家計劃回歸家庭自主,將生育選擇權交回給家庭決定,充分尊重每個人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加快構建生育支持體系。一是實行差異化的個稅抵扣和經濟補貼政策,覆蓋從懷孕保健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二是加大托育服務供給,大力提升0-3歲入托率從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對隔代照料實行經濟鼓勵。三是進一步完善女性就業權益保障,并對企業實行生育稅收優惠,加快構建生育成本在國家、企業、家庭之間合理有效的分擔機制。四是加強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權利。五是加大教育醫療投入,保持房價長期穩定,降低撫養直接成本。

  (五)打通資本市場與科技創新的“雙循環”

  資本市場在促進科技創新和實體經濟高水平循環方面具有重大作用,是構建“雙循環”的關鍵抓手。在資產端,資本市場精準匹配企業在各個發展階段的融資需求,助力國內產業鏈做大做強。在資金端,資本市場匹配不同種類資金風險偏好,實現社會財富的滾動增值。

  建議:1)資產端,堅持以科技創新為導向,強化信息披露,提升上市公司質量。2)市場端,穩步推動全市場注冊制改革,完善轉板機制,推動公司法、證券法、刑法等法制配套,整治資本市場亂象。3)資金端,鼓勵養老金等長期資金入市,穩步推進對外資開放,引導私募股權和創投基金產業蓬勃發展,營造良好創新氛圍。

  (六)大規模減稅降費

  從碎片化、特惠式減稅轉向一攬子、普惠式減稅,全面降低企業所得稅、制造業增值稅、個人所得稅稅率,提高企業和居民的獲得感。同時,通過簡政放權和機構改革,壓縮冗余人員及支出,調動企業和居民的積極性。

  (七)以中美貿易摩擦為契機,大力推進對內對外開放

  中美貿易摩擦折射出中國在改革開放領域仍有很多功課要做,從這個意義上,此次中美貿易摩擦未必是壞事,中國可以轉危為機,化壓力為動力。坦率講,在降低關稅、放開投資限制、內部審查、打破國企壟斷、更大力度地推動改革開放、建立更高水平的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等方面我們有很多的功課要去做,這是我們客觀要承認的。

  中國應保持歷史的大局觀和清醒的戰略定力,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開放力度,建設高水平市場經濟和開放體制,建設自由平等、以人為本的公民社會,我們的世界觀和意識形態自然會得到世界的認同,歷史和人民最終會給出最公平的答案。

  建議:1)全面放開汽車、金融、石油、電力等行業管制,同時升級監管體制,加大對內對外開放,競爭中性,調動企業家積極性。2)降低關稅、放開行業投資限制、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積極推動建立基于“零關稅、零壁壘、零補貼”的中美自貿區,調動外資積極性。

  (八)確立新的長期立國戰略——新戰略

  中國當前亟需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新的立國戰略(“新戰略”),即在看清未來幾十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趨勢的基礎上,爭取一種對我長遠有利的策略,類似1978年后中國的韜光養晦,二戰前英國的大陸均勢,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前的孤立主義。當前中國正處于戰略迷茫期和轉型期,“新戰略”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根本,是站在全球角度觀大勢、謀全局、干實事的關鍵。

  從戰略的層面,當前亟需研究:1、歷史上大國興衰的一般規律,新興大國崛起對世界政經格局的影響;2、中國成為新興經濟大國尤其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后,進一步崛起可能面臨的機遇與挑戰;3、中國從經濟大國邁向綜合性大國的新戰略選擇及其前景,如何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承擔相應的全球責任。

  中國最大的外交關系是中美關系。中美關系的本質是新興崛起大國與在位霸權國家的關系模式問題:韜晦孤立、競爭對抗還是合作追隨?從過去幾百年新興大國崛起的歷史來看,當前所面臨的貿易戰、經濟戰、資源戰、金融戰等都是無法避免、必須面對的,需要卓越偉大的領導人、凝聚人心的夢想愿景、高超的戰略智慧、縱橫捭闔的外交布局、堅決靈活的執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本文作者介紹: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王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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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關鍵詞: 房地產 疫情 大宗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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