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慶旺:不能忽視高收入階層消費 建議優化消費信貸提供高端消費品

郭慶旺:不能忽視高收入階層消費 建議優化消費信貸提供高端消費品
2021年07月02日 15:26 新浪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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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中國出版集團|中譯出版社、中關村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共同主辦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新書發布會暨“雙循環”研討會于2021年6月26日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大學財金學院原院長郭慶旺出席會議并發言。

  郭慶旺指出,居民消費問題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性問題,他提出了兩個“消費悖論”。第一個消費悖論是居民消費占GDP比率(居民消費率)與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關系悖論——居民消費率偏低,但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很高。他指出,最直接的原因很簡單,無非就是經濟增長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都顯著高于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居民消費率偏低,似乎是一種“幸福中的煩惱”。同時他也強調,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如何能使“這種關系格局”持續下去?倘若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長時間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是否預示著我國即將進入“超前消費”社會?何以支撐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持續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第二個消費悖論,是指居民消費率與收入分配差距關系悖論——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很大,但居民消費率卻很高。他表示,公平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是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關鍵因素。這一邏輯不容質疑,但通過觀察許多國家的情況發現,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嚴重的一些國家,其居民消費率很高甚至偏高。收入分配差距與居民消費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程度如何,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發言最后他還提出,“我們在關切規模龐大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和消費行為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高收入階層的消費。”因為雖然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但其人均邊際消費貢獻度不一定低,甚至可能較高。對此他建議,在促進居民消費的政策措施選擇上,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健全保障制度、完善醫療衛生制度之外,針對中低收入階層主要用財稅政策(旨在增加當前可支配收入),針對中高收入階層主要用金融政策(比如優化消費信貸),針對最高收入階層主要用放寬管制政策和鼓勵提供高端消費品。

  以下為會議實錄

  新發展格局下的居民消費問題

  郭慶旺

  尊敬的付校長、賈院長,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受首都經貿大財稅學院紅霞院長的邀請,參加“雙循環”研討會,也在此特向賈康院長的《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新書發布表示熱烈祝賀!

  根據會議主題,我就新發展格局下的居民消費問題談點想法。

  居民消費問題是一個老話題,只是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顯得更加重要。而居民消費問題又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系統性問題,我在這15分鐘的發言中,僅就兩個消費悖論提出來就教于大家。

  消費悖論1:通過回顧我國過去二三十年的居民消費狀況,似乎可以看出一個明顯的消費悖論,即居民消費占GDP比率(以下簡稱居民消費率)與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關系悖論——居民消費率偏低,但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很高。

  眾所周知,從上世紀80年代末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居民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率呈現不斷下降趨勢,而且分別大大低于高收入國家和上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如圖1所示)。然而,另一方面,我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卻長期大大高于其他各類國家的平均水平。也許有人會說,我國居民消費基數低,所以增長率才高。可是,如圖2所示,下中等收入國家特別是低收入國家的居民消費基數也不可能很大,但為何這些國家的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也明顯低于我國?

圖1 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率圖1 居民消費支出占GDP比率
 圖2 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 資料來源:聯合國數據庫。 圖2 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 資料來源:聯合國數據庫。

  這種消費悖論現象是如何形成的?細究原因可能相當復雜,比如也許是我國人口結構、產業結構、保障制度改革以及政策因素等交織在一起的結果,導致家庭儲蓄率上升和家庭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下降,致使居民消費率不斷降低。不過,最直接的原因,其實很簡單,無非就是經濟增長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都顯著高于居民消費支出增長率。比如,2001-2010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比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平均高出2.4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比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平均高出1.8個百分點,這必然導致居民消費率逐年下降(如圖3所示)。就此而言,我國居民消費率偏低,似乎是一種“幸福中的煩惱”。

圖3 經濟增長率、收入增長率與消費支出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20)》。圖3 經濟增長率、收入增長率與消費支出增長率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20)》。

  這種“煩惱”從2011年開始特別是2013年以來可能在逐漸緩解,因為居民消費率在逐步提高。在此期間,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人均GDP增長率。倘若這三種增長率的這種關系格局持續保持下去,居民消費率無疑將進一步提高。接下來可能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是:如何能使“這種關系格局”持續下去?倘若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長時間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是否預示著我國即將進入“超前消費”社會?何以支撐人均消費支出增長率持續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

  消費悖論2:通過觀察過去20余年的一些收入分配差距較大國家的居民消費率狀況,似乎也可以發現另一個消費悖論,即居民消費率與收入分配差距關系悖論——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很大,但居民消費率卻很高。   

  如前所述,我國在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也很快,但似乎并沒有轉化為居民更強的消費能力。人們普遍認為,雖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率較高,但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斷擴大,導致規模龐大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階層消費能力不足。因此,公平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是促進國內消費需求的關鍵因素。

  雖然這一邏輯不容質疑,但我們通過觀察許多國家的情況卻發現,收入分配差距比較嚴重的一些國家,其居民消費率很高甚至偏高。我采用“標準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數據庫”的“可支配收入基尼指數”來度量收入差距程度,選擇人口在500萬以上、可支配收入基尼指數在40%以上且收入差距明顯大于我國的25個國家,繪制出1995-2019年這些國家的居民消費率和可支配收入基尼指數關系圖(如圖4所示)。

圖4 收入差距較大國家的居民消費率圖4 收入差距較大國家的居民消費率

  從圖4可以看出,這些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都比較大,但其居民消費率都很高甚至偏高。雖然近十年來這些國家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縮小,居民消費率隨之似乎還有上升趨勢,但收入分配差距與居民消費率之間的因果關系及其程度如何,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我們在關切規模龐大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和消費行為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高收入階層的消費。雖然高收入階層的邊際消費傾向較低,但其人均邊際消費貢獻度不一定低,甚至可能較高。幾年前,我曾根據宏觀經濟理論中最經典的四大消費函數理論(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以及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提煉出消費函數的兩個最基本的變量——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類型和邊際消費傾向,提出一個消費函數的收入階層假說。該假說的核心在于,不同收入階層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不同、消費行為取決于不同的收入類型。主要政策含義是:在促進居民消費的政策措施選擇上,除了增加居民收入、健全保障制度、完善醫療衛生制度之外,針對中低收入階層主要用財稅政策(旨在增加當前可支配收入),針對中高收入階層主要用金融政策(比如優化消費信貸),針對最高收入階層主要用放寬管制政策和鼓勵提供高端消費品。

  新浪聲明:所有會議實錄均為現場速記整理,未經演講者審閱,新浪網登載此文出于傳遞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著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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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蔣曉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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